近日，山东大学发布《关于表彰山东大学育才功勋、2024年度“最美奋斗者”、优秀教师（“四有”好老师）等荣誉的决定》（山大党字〔2024〕68 号）。我院杨琳教授荣获2024年“山东大学育才功勋”表彰。本期让我们来一睹杨琳教授的风采。

杨琳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1960年毕业于山东医学院医疗系本科，留校任人体解剖学教师。多年从事神经再生与神经移植方面的实验研究，发表中枢神经损伤后再生方面论文30余篇。主译世界巨著《格氏解剖学》第38版，参编全国五年制规划教材《人体解剖学》第五版、第六版周围神经部分章节的编写，作为副主编主持全国英文版规划教材HUMAN ANATOMY 的编写。作为项目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申请了多项省部级课题。周围神经实验性损伤及其重建的研究课题曾于2001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。她指导的博士生课题“神经干细胞移植治疗神经退行性疾病的研究”获得2004年度省级优秀博士论文指导奖。获得省高校自然科学成果一等奖一项。

生于烽烟年代，怀揣报国之心

1937年，杨琳出生于济南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，在家人的影响下，纵使在硝烟弥漫的年代，年幼的她心里已然埋下了一颗学医报国的种子。经过高中三年的刻苦学习，1955年，她凭借出色的成绩成功考入山东医学院医疗系，开始了她的本科学习生涯，这标志着她人生新阶段的开始。大学五年，她认真学习专业知识从未有过半分懈怠，最终于1960年毕业并留校任教。从此，她便与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“那个时候多难啊，全班几十个人考上的就几个。”杨琳在战火纷飞中长大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的环境中学习，见识到疾病横行而国家医疗事业薄弱: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面临着各种传染性疾病的挑战，鼠疫、霍乱等肆意横行，每年因病致死人数不计其数。她深深感触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医疗状况，她讲道，“当时就是想学医，家里人也特别支持。” 于是，万象更新的山东医学院里走进了一个目光坚定的人，如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，在未来照耀着医学生们前行的路。这条路她一走就是几十年，见证了疾病的消亡，见证了医学史的变迁，也见证了如今中国医疗事业的崛起。

越是条件艰苦，越是迎难而上

“我记得非常清楚，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学得很认真，一是因为医学不是开玩笑，不能糊弄，将来给人看病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二是像我留校任教了是要给学生们传授知识的，要是讲错了可不是误人子弟吗？”回忆起学生时代，87岁的杨琳教授滔滔不绝，特别是多次提到了“苏联教学法”，印象尤为深刻。她提到，苏联教学法以提问为主。上课的时候老师只提问，最后半节课再总结。那什么时候学呢？“同学们都是前一天晚上点着灯看课本，看的特别认真。一个班就十几个人，一节课下来每个人最少提问多次，能不认真吗？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收获都很大。”

山东医学院曾在抗战时期举院南迁，被许多南方学子熟知。返济后，很多学子慕名前来学习。解放初期，全国医学院屈指可数，山东医学院作为当时的中流砥柱与四大军医、协和、北医广为人知。先进的教学方式、丰富的学习资源，认真负责的老师，山东医学院如同母亲一般，在条件艰苦的年代尽全力为每一个学子的求学之路保驾护航。

“当时教学条件非常艰苦，教学一楼和教学二楼中间有个平台，下面是个尸库，那是学校从东北买回来的。”杨琳回想起学习解剖的时候，每天在实验室里学习人体结构，“人和人大部分的组织器官都是一样的，但身体里面总有细微的差别，不是每个人长得都跟书本一样，如果只看课本不去实际观察，将来怎么给人看病呢？”所谓细微之处见真章，便是如此。

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，除了校内的学习，每年寒暑假学校都会组织学生们下乡到基层群众中去，为百姓分发预防传染病的药物。彼时，地方病尚未消除的山东还流行着丝虫病——俗称“粗腿大蛋”。“这种病会导致病人出现下肢象皮肿，看起来就像穿着厚厚的棉裤一样，我们就下乡去村里面给群众做检查，就给他们吃相应的药物。”不过，下乡的经历可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麻烦。比如：过年的时候穿白大褂去人家里，会被人认为不吉祥；总有些人固执地不肯吃预防药，认为自己不会得病；借宿到农民家里，结果要与棺材同住，虽说是寿材，但心里总会不安；在济南各个医院驻点，白天挨家挨户查体、量体温，晚上和护士们一起挤在医院顶楼睡觉；吃饭时每人一个窝窝头，米饭里掺着胡萝卜、地瓜块……年年如此，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假期，甚至春节还奔走在街道，她说，“从群众中来、到群众中去，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，既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，也是我们当初学医的初心。”

坚守育人初心，传承崇高师德

杨琳家中进门右侧有整整一面书橱，里面装着满满的专业书籍与学生的论文。多年来，她一直坚持提升自己，传道授业解惑，防止书到用时方恨晚。这些不仅仅是书与论文，更是曾经付出的心血与汗水，亦是她从事教育事业几十年光阴的证明。

几十年以来，杨琳一直把教书育人视为己任，以良好的职业态度和专业的教育方法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。每每站在三尺讲台看着台下鲜活的面孔，她总是会想起曾经求学的自己，她说：“我没想过别的，就想把新的知识都教给同学们，让咱们的学生能跟上时代的要求，我与我的先生高英茂教授都是这样想的”。课余时间，她还经常用自己的科研经费带着研究生参加学术会议，是谓见多识广。

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如今医学数字化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多的便利，点开一个模块便能清楚地看到人体复杂的结构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化能完全代替实践操作。“时间充裕的时候我总是会自己画图，时间不够的时候我就找一些好的片子让同学们看，总想着多讲点才能对得起学生的信任，对得起国家的栽培。”正如莱布尼茨所说，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。人与人体内细微之处仍然需要亲自动手来真正了解，这样遇到新的病例才能做到心中有数。

“多问多学多做，学的扎实才能对得起国家的培养，将来从业才能对得起病人。”杨琳感慨于现在的时代，也给当代的医学生们提出了自己真挚的建议和殷切的期盼。